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临近年底，经济学界展开“保6”大争论。

我国2019年三季度GDP实际同比增长6.0％，触及1991年以来新低，且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时的GDP增速，引发各界关注与忧虑。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近日在《财经》杂志的刊文《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更是迅速引发学界热议——

宏观政策是否应该再度加码？2020中国经济究竟面临哪些挑战？12月15日，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宏观政策是否应该更加发力以维持增长”在北京举行，多位与会嘉宾就此关键议题展开讨论，当面交锋。

是否应该遏制增速下跌？

“6%只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代名词。”余永定在会上表示。

“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应不应该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跌？值不值得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存在不存在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 他指出。

余永定想要强调的是，目前还看不到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筑底趋势，企业家们普遍认为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持续下降。这种预期一旦形成相当危险，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

CF40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也有类似的忧虑：虽然没有必要纠结于GDP增速能否保在某一具体数值，但务必要防止经济失速可能造成的悲观预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沉重打击市场信心，而一旦市场预期劣变，恢复起来并不容易。

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则从另一角度诠释了他对保“6”争议的理解。他指出，强调经济增速保“6”可能引致很多争议，但如果换个说法，强调一个国家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应该保“2”，可能争议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将核心通货膨胀保持到较为温和的水平是一国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而这个温和水平大概就在2%左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有这个目标，这并不是计划经济思维。”在张斌看来，保“6”也好，保“2”也罢，真正要实现的都是保证价格、保证收入进而保证企业盈利和居民就业。而在我国当前环境下，温和通货膨胀率的实现就要求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张斌同时强调，刺激性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有人质疑宽松政策不利于推进改革，恰恰相反，温和物价环境能够给企业留有更多生存空间，对企业改变结构有所帮助。”

扩张性政策看两个条件

在余永定看来，宏观政策“应该不应该”更加发力是一个问题，“能够不能够” 更加发力、“值得不值得” 更加发力则是亟需关注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换句话说，我国宏观政策还有没有再次加码的空间？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还能不能承受刺激性政策的后果？

余永定在会上指出，能否使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看两个条件：一是通胀形势，二是财政水平。

“中国的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且有出现通缩的危险。最新数据显示，PPI已经连续数月负增长，CPI虽然为4.5%，但如果扣除猪肉价格，CPI增速又要低许多。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利润进一步恶化。而观察财政状况，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财政状况算是比较好的。”余永定说。

其实，上述观点在《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一文中已经出现，学界也出现了不少针对这些观点的不同看法。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存在地方债务过高、M2/GDP比值过高、大量僵尸企业等问题，不宜采用更为扩张的财政政策。

中国财政状况比西方好

对于这类声音，余永定在会上一一给予回应：其一，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77%，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地方债务存量问题严重但可控。

其二，中国是高储蓄国家，硬币的另一面必然是高负债。由于资本市场欠发达，居民储蓄存款是中国居民拥有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M2/GDP高是必然的。

其三，“僵尸企业”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解决僵尸企业的方式尚需讨论，单纯降低杠杆并不能够解决僵尸企业问题。

“中国的财政状况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西方大多数国家依然好很多。不搞财政刺激，财政状况反倒会进一步恶化。”余永定表示，可以用“试错”的方法，看通胀和财政水平是否允许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上年经济的物价上涨率、设备利用率和就业等指标偏低，且不难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政府就应该实施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力争使经济增速有所上升。

对于货币政策，余永定则再次强调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太多，难免顾此失彼。他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央行应该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