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们在《禁投中国？资金东移进行时》中介绍了全球资金东移到亚洲，尤其是投资中国已成为趋势。这几年沙特等中东资金向东看”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并且对华热度在不断升高。

有人提出，全球资金是否还有其他动向值得关注。

其实，除了沙特等中东资金之外，近期还有两大聪明钱的动向也值得关注，一是巴菲特投资日本，一个是香港和新加坡在转口贸易份额上的此消彼长。

最近，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首席投资官导师、董事会成员瑞·达利欧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表了一番引人注目的演讲。他表示，世界正处于“危险的边缘”，可能会面临三个“地震式”的剧变：

一是巨额债务的货币化，即各国央行通过印钞，发行货币来购买这些债务；

二是财富和价值观的鸿沟引发的巨大内部冲突；

三是国际大国的冲突。

达利欧认为，现在这三种因素都在以1930年-1945年以来最大的程度出现。

要如何应对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常说跟着聪明钱走，也就是研究琢磨那些经验丰富、消息灵通的人的投资思路。好的投资大师，往往都是宏观大师。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聪明钱的动向，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宏观上的启示。

01

巴菲特加磅日本五大商社，透露出什么信号？

上个月， 93岁的巴菲特亲赴日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已将在日本五大商社的持股增至7.4%，并表示这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在美国以外的最大持仓。

这五大商社分别是：伊藤忠商事、丸红、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

2020年8月，巴菲特投资逾60亿美元建仓日本五大商社，自那以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这五大商社的股价均大幅上涨。丸红商事股价涨逾两倍，三井物产、三菱商事股价翻了一番以上，伊藤忠商事和住友商事股价涨幅分别在70%和80%左右。

在采访中，巴菲特重申计划持有这些投资10至20年。

减持了比亚迪和台积电之后，转而加仓了日本，做多日本五大财团。

巴菲特如今毫不掩饰其对日本的看好。媒体如此解读他近期在日本的行动——沃伦·巴菲特正加大在日本投资。

对此，巴菲特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几年前，这都是一个准确的解读。”

为什么巴菲特近几年投资并加注日本？为什么买五大商社？

一方面，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巴菲特这个考虑既包含了地缘风险，也包含了对日本战略地位的再定位。

另一方面，这也是巴菲特对资源类公司、全球贸易类公司的押注。

首先，五大商社的业务与能源价格高度绑定，尤其是三菱、三井和住友是典型上游资源类公司，金属+煤炭+各种能源等等占其收入的近45%—70%；丸红和伊腾忠非资源的多一些，伊腾忠在战前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纤维商社，现在除了祖业的纤维外，在食品和生活材料、信息通信、保险、金融等非资源性领域具有优势。

另外，这些商社主要在海外赚钱，除了伊藤忠商事，其他四家商社在日本境外投资的比例均超过45%，每一家海外的收入基本上占比都超过50%以上。所以，汇率的波动，尤其是日元贬值对商社非常有利，使得商社的投资从海外转回日本市场时能产生极为高额的利润。

此外，日本五大商社是日本的龙头商贸企业，不仅在日本的各项商品物资流通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多年经营下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贸易网络。

巴菲特是在2020年疫情低点，投资了五大商社。而且，即使现在这几家公司的估值也远小于市场平均水平。

疫情后，受益于全球的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全球贸易的复苏，这些企业的业绩也迅速恢复。呈现“现金奶牛”高现金流和高分红的显著特点。不到3年时间，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对5大商社的投资，已经带来50亿美元的投资账面收益。

巴菲特所一直强调，有吸引力的投资标的特征：盈利能力良好；经营现金流良好；发放可观的股息；估值被抑制，属于“价值被低估的优质资产”；在好价格的时候进入。这些特征，这5家日本商社几乎都符合。

加上由于日本常年维持低利率货币政策，使得日元债券的实际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几乎都是最低水平。巴菲特是通过直接发行日元债券进行融资再对日本五大商社投资，融资成本极低。

02

70年来最大跌幅！

今年初，香港的一组数据令人吃惊：

2023年1月，香港对外贸易出现了70年来最大的跌幅（1953年9月以来）。其中出口下跌了36.7%，进口下跌了30.2%。

其实，早在2022年11月，香港的单月出口就创下了70年来的新低。只不过，当时跌幅只有24.1%，到了2023年1月同比跌幅扩大到了36.7%！

大家知道，香港的进出口主要是转口贸易。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内地成为香港最大的转口贸易伙伴。也就是说，香港的转口贸易商品有很多是从内地进口的。这里面只有小部分被香港消费，大部分转口到全球。而美国是仅次于内地的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对美转口也排第二位。可以说，美国和中国两大市场加起来，基本上就能决定香港贸易的兴衰。

香港对外贸易大跌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自2020年11月起，要求香港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产品来源地标记不能再标示为香港，必须标示为中国。这就意味着美国开始限制香港的单独关税区的地位了，已经不再把香港制造和中国制造区分开来。

另外，再加上随着美联储加息持续将近一年，而这一轮快速加息明显抑制了需求，导致全球需求急剧萎缩。

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现象是，近几年，陆续有许多国内企业开始将他们的进出口业务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新加坡在国际转口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新加坡背靠6.5亿东南亚大市场，同时也是海外企业开拓亚洲市场的门户。不仅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还由于新加坡签署的27项自由贸易协定、80多项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等自贸协议网络。所以，众多企业选择以新加坡为据点，将产品转口至东南亚市场，乃至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

新加坡的驳船码头是新加坡繁荣的源泉，通往与马六甲海峡的船只，会在这里中转。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货物基本都是靠当地驳船运到新加坡然后再出口。所以新加坡港口的贴牌服务也很多。

基于此，内地企业从香港转向新加坡，是诸多实体企业在对全球局势变动作出的应对，新加坡从中受益。

03

启示

回到开头所说的，为什么这三件事——沙特等中东资金东移亚洲尤其是中国、巴菲特加码日本五大商社等资产、新加坡吸收香港移出的转口贸易份额——值得关注？这些全球顶级资本的投资思路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这三个现象，都反应出了，在新的大时代背景下，如何去抓住国运和世界大势，享受红利。

具体是什么样的红利？

第一， 关系到核心利益和核心的行业，是值得把握的机会。

第二，通道红利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新加坡现在正在享受这样的红利，沙特等中东国家正在争取获得这样的地位。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正在享受的备份红利，目前很多国内的企业主在东南亚做备份，跨国公司为了产业安全，也会选择“分布式”布局，东南亚是显著的受益者，还有墨西哥、日本。

此外，还有地缘风险和冲突带来的机会，例如俄乌战争中的波兰、东亚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