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又有7个省会城市集体官宣了-瑞承

强省会！又有7个省会城市集体官宣了

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个“强省会”的梦想。

这些城市陆续出手了。

近日，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湖南旗帜鲜明地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为长沙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

这是湖南首次提出“强省会”战略，标志着长沙正式吹响“强省会”的号角。虽然长沙29.1%的首位度并不低，但强省会战略的提出，意味着要强上加强。

事实上，除了一线省会及个别偏远省会之外，2021年以来，几乎所有省会城市都加入了强省会的追逐战。

有“最尴尬省会”之称的石家庄，迈出了关键一步。

2021年7月，河北省和石家庄先后出台相关文件，提出要大幅提升城市品位、能级和首位度，力争到2025年使石家庄GDP达到1万亿，形成现代化省会都市圈。

虽然石家庄2020年GDP不到6000亿元，未来5年要晋级到万亿俱乐部，存在不小难度。但“提升城市首位度”这一提法的出现，意味着石家庄终于要开始扭转“最尴尬省会”的地位。

当然，石家庄面临京津两大直辖市，加上雄安新区的存在，想要做大省会并不容易。

接着是福州，不仅要打造强省会，还要争创国家中心城市。

2021年10月，福建出台《关于支持福州实施强省会战略的若干意见》，支持福州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大力支持福州做大做强，增强省会城市辐射带动力，积极推进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作为福建省会，福州长期面临来自厦门、泉州等地市的竞争压力。

厦门是知名度、行政级别更高的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泉州则长期位列福建第一经济强市，福州要扭转这一局面，同样不容易。

贵阳，为“强省会”定下了“首位度”提升目标。

2021年10月底，贵阳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出席贵阳贵安“强省会”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时强调，要视责任如泰山、视使命如生命，当好“强省会”的先锋队、主力军……让“强省会”号声不断、号声嘹亮，奋力推动“强省会”开好局、起好步。

早在5月，贵阳就出台了《贵阳市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方案》发布：

到2025年，贵阳城市能级进一步提升，生产总值达到7000亿元以上，经济总量在全国省会城市实现位次前移，首位度达到27%以上。

这是少有的不仅提出公开提出“强省会”、且划定了省会首位度目标的城市。

2020年，贵阳GDP为4311亿元，首位度（省会/全省GDP）为24%，未来5年要分别达到7000亿元、27%的目标，至少要保持10%左右的年化名义增速。

太原，首次提及强省会战略。

2021年11月初，山西太原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建设太原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举全省之力支持太原打造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开放高地，不断提升太原在全省的首位度和在全国的影响力。

中部六个省会中，武汉郑州长沙合肥均已晋级万亿俱乐部，只有太原与南昌在4000亿-6000亿量级，差距相对明显，强省会的必要性凸显。

江西，则将南昌的强省会摆在了“省会兴则全省兴”的高度。

2021年11月初，履新的江西省有关负责人表示，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南昌要瞄准更高目标，彰显省会担当，大幅提升经济首位度，大幅提升经济总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位。

江西，向来有阿卡林省之称，南昌又遭遇了“环南昌万亿GDP城市群”的尴尬。

虽然江西经济增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但存在感一直不高，做强省会，不只是为了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也不无提高在全国曝光度的考虑。

南宁的“强首府”，更是频繁现身各大官方规划文件。

2021年11月，最新印发的《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提出，广西不仅要“深入实施强首府战略，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还将“推动柳州、桂林升级发展，建设广西副中心城市”。

事实上，自2019年广西提出南宁“强首府”战略以来，就会所有重大场合、重要文件里都将“强首府”置于关键位置，广西做大做强南宁的意图一目了然。

中国正在进入强省会时代。

与学术概念不同，我们通常以省会GDP占全省GDP的比重来界定“首位度”。谁是我国首位度最高的城市？

可以看出，省会首位度最高的城市，不是成都、武汉、西安等公认的强省会，而是长春、银川和西宁。

这也好理解。长春在2020年刚刚合并了公主岭市，省会首位度得到大幅提升，占了吉林全省半壁江山也十分正常。

西北的银川、西宁之所以位居前列，原因是西北省份虽然幅员辽阔，但荒漠戈壁居多，省会是整个省域里唯一的大城市，人口汇聚、产业汇集、资金汇聚，因此首位度位居前列。

相比而言，成都、武汉、西安才是名副其实的强省会。

这里的强省会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是省会之强，体现在GDP总量位居全国前列，都是风头无两的网红城市；

另一方面体现在全国经济、人口占比之高，一城占了全省经济比重的30%以上。

相比而言，省会首位度最低的两个城市是南京和济南。

南京、济南虽然都是万亿GDP城市，但由于背靠的均是经济大省，省内经济强市众多，省会都不是第一经济大市，首位度垫底并不难理解。

因此，早在2018年，南京、济南，就率先提出“强省会战略”，且不约而同提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做大城市能级的想法昭然可见。

与南京、济南一样，这两年集体官宣“强省会”战略的城市，多数首位度也处于垫底位置。

除了长沙首位度接近30%位居前列之外，贵阳、太原、福州、南昌、南宁首位度均不足25%，石家庄更是低于20%。

所以，做大强省会，就成了这些城市的共同目标。

做大强省会，意味着什么？

强省会，既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也是新时期城市竞争的必然要求。

一个省份，如果连一个显眼的大城市都没有，恐怕都参与区域竞争的机会都没有，遑论在重大国家战略中获得一席之地？

在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战略日益明显的今天，没有中心城市，就没有引领者，无论是人口竞争还是产业竞争中，都缺乏领头羊。

所以，不难理解一些有着“最尴尬省会”、“阿卡林省会”称号的省会城市，为何对强省会战略如此念兹在兹。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何有这么省会城市迈出了合并周边地市的步伐。外延式扩容，向来是做大省会首位度和城市能级的终南捷径。

不过，强省会之强，不能只是在省内经济地位之高，而要集“经济强市”与“大省会”为一体。

做大省会很容易，但如果这一目标是通过削弱省内兄弟地市、争夺其他地市主导产业而来，那这样的强省会就没有太大意义。

强省会，必然要以经济强市为依归。只要省会经济变强了，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口流入、持续的产业竞争力以及对重大国家战略的竞夺权。

所以，这一次各地打造强省会有了不同的出发点，不再只是将资源从其他地市汇聚到省会，而是明确以提升省会GDP及城市能级作为出发点。

做大强省会，普通地市怎么办？

虽然做大强省会不乏现实基础，但省会能级的进一步提升，必然会削弱省内普通地市的竞争力，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

对此，多地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培育副中心城市”。

四川的绵阳、宜宾等，湖北的襄阳、宜昌，陕西的宝鸡、汉中、榆林等，河南的洛阳，湖南的岳阳、衡阳，广西的柳州、桂林……都被定位为省域副中心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

不过，仅仅给予一个副中心城市的名号并不够。毕竟，这些城市与省会之间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

四川省会成都GDP是次大城市绵阳的5倍多，武汉相比襄阳、长沙相比岳阳也都超过了3倍，西安相比榆林、合肥相比芜湖，也都在2.5倍以上，最少的南宁仅是柳州的1.5倍。

所以，副中心城市，如果缺乏具有相当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恐怕在短期内很难扭转“强省会”的大趋势。

当然，做大强省会与做强副中心城市能否两全，要分情况来看。

对于东部发达省份来说，省内经济强市众多，本来就存在多大中心，省会想要一家独大也不容易。

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好省会与经济强市之间的功能定位，让省会更好发挥省会功能，经济强市更多发挥经济功能。

对于中西部已经做大了强省会的省份来说，省会再继续膨胀，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在这些省份培育多个副中心城市，无疑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于一些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省份来说，既要又要可能并不现实，很难在“做大强省会”与“做强副中心城市”之间取得平衡，反倒不如回到更加务实的“强省会”战略中来。

强省会，未必适合每一个城市。但每个省份都不能少了经济强市，这是未来区域竞争的重要资本。

文章来源：国民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