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共同富裕的现成样本吗？中国距离共同富裕有多远？-瑞承

世界上有共同富裕的现成样本吗？中国距离共同富裕有多远？

共同富裕，最近很热。

虽然提起共同富裕，有些人第一反应就是平均主义，劫富济贫，但这无疑极端狭隘。

事实上，即便孔子、马克思，对这个词都只能想象。至于其实现的过程、要经历几个阶段……这些最难的问题都留给了后人自己摸索。

就在中国热议共同富裕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发愁，并把它列在未来三十年最重大威胁的首位，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加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世界是心有戚戚的。

那么，当今世界上究竟哪些国家更接近“共同富裕”？它们的状况是怎样的？它们达成这一步路径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借鉴？今天，我们就用一些公认的指标来说道说道。

谁是共同富裕的领跑者？

首先得是富国，高收入国家入门门槛人均1.2万美元肯定是不够的，最起码得人均2万美元起步。其次，就是得相对平均。

这么划个圈，传说中的北欧国家似乎最符合认知。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国际上有现成的指标。首当其冲的就是：收入和财富。

“收入”，是定期获得的现金流，比如薪水、炒股、租金等等。“财富”则说的是存款、土地、房子商铺、黄金珠宝等等。前者是增量，后者是存量。

假如一个人身家1000万，但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那你觉得他究竟有没有实现富裕呢？

所以，国际上对“共同富裕”评判，通常也要将财富和收入分开来看。

收入

下图展示了全球“收入”分配情况，计算方法是收入前10%的人，也就是一国（地区）最有钱的人占该地区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少。颜色越浅，代表该地区的收入分配越均衡。

图源：WID.

可以看到，欧洲做得最好，最富的前10%的人，收入仅占全社会总收入的35.8%。

其次，是俄罗斯+乌克兰（46.7%），北美两国（45.7%）、大洋洲国家（37.6%）。

亚洲居中，前10%的人收入占该地区的49.4%。

至于收入分配最差的，不出意外就是拉美、非洲、中东国家了，比率均在50%以上。

这是金字塔最顶层的情况，还有底层的状况。

这方面的数据会有更多出人意料的地方。下图展示了后50%的人，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颜色越深代表穷人挣得越多。

图源：WID.

在穷人收入上，欧洲还是保持了一致性，底层50%的人挣了全社会总收入的20%以上。在北美，加拿大的穷人比美国的穷人过得好。亚、非、拉内部具体到国家就显得参差不齐了。

中国（14.4%）在亚洲表现尚可，但和日本（16.8%）、印尼（16.4%）、孟加拉（17.1%）还有差距。

财富

不过，当我们用财富均衡来观察的时候，世界版图就大变样了。

海外掘金根据瑞信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做了一个图：世界各国/地区的财富基尼系数。颜色越浅，意味着财富分配越均匀。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最常用指标。基尼系数的取值区间从0到1，0代表绝对平等（所有人的财富水平都一样），1代表绝对不平等（一个人占有所有财富）。

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设置的标准来看，收入的基尼系数以0.4为“警戒线”：超过0.4表示贫富两极分化程度较高，容易引起阶层对立、社会动荡。

而财富的基尼系数则显示出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图景。北京大学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财富基尼系数都集中在0.6到0.8的区间内，0.7左右的国家最多。

世界范围内，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往往更加严重。通俗来说就是这句话：人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苦读？

全球财富分配最均衡的是东欧国家斯洛伐克（基尼系数0.498），最差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荷兰（0.902）。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02。

那么，问题就来了——

斯洛伐克是否最接近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

荷兰人是否会感到不幸福？

中国要降低贫富差距，关键在哪里？

要实现共同富裕，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第二次分配，即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

其中有两个国家值得一提，一个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严重分化的荷兰，另一个是曾经无比接近共同富裕，如今依旧能够靠着社会保障来平抑贫富差距的日本。

荷兰

荷兰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在分配不平等这件事上更是奇葩。

荷兰是世界上财富积累最不平等的国家，但其收入差距却很小。

荷兰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902，世界第一。意思是前10%的人掌握了超过60%的财富。而它的收入基尼系数却只有0.266，与之相比，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0.46。

荷兰在收入平等问题上做得相当好，像美国拜登鼓吹的高税收和高财政支出政策，荷兰都玩了几十年了。

比如，2021年，荷兰的个人最高所得税率达49.5%，高税率最终变成了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高额退休金和产假津贴、全民医疗体系、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全面的劳动保护法等，最终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分化。

如果只说社会福利，德国甚至比荷兰做得还要好。

德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完善的福利制度。我简单列举一下德国给国民发的补助：

出生补助、奶粉补助、儿童补贴金、育婴补助、教育费用全免（直到大学）、工作187天休息178天，企业欠薪政府先还，优厚的社会保障……

光名目就可以列满一整张A4纸，而且绝非意思意思而已。从摇篮到坟墓，如果你不想工作，真得可以天天躺着。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荷兰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都如此领先，为什么财富积累的差距却如此巨大呢？

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

16世纪末，荷兰开始征服海洋，标志着全球殖民的开始。东印度公司面向亚洲，贩卖香料、丝绸、象牙和奴隶，西印度公司主要活跃在大西洋，运输黄金、糖和奴隶。庞大的商品贸易让荷兰成为了近代第一个世界殖民帝国，当然也使得许多商人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成为了富豪。

而到了20世纪末，股票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涨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积累的不平等。拉长时间看，尽管也出现过暂时的危机和价格下跌，但是荷兰的股市从1982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

况且，荷兰对富人也是保护有加。荷兰开征遗产税，但是累计税率只有3%到17%，非常低。荷兰富人们能够用于保护财富的工具和方式，相比其他国家也丰富和灵活很多。

荷兰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两条：

第一，收入平等不意味着财富积累也平等；

第二，保护富人的合法财富，更有助于所有人。

所以，你并不能认为荷兰人不幸福，在良好的社会第二次分配调节下，荷兰的许多生活指标都是世界前列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只是它同时也对富人很友好，历史问题需要更为长期的政策来解决。

日本

日本，早在50年前就接近了共同富裕。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收入高且平均，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也很小，人人都称自己是“中产阶级”……即所谓的“1亿总中流”。

虽然随着经济泡沫破碎，辉煌的70年代成为了过去，但在解决收入不平等的社会第二次分配，即税收和社会福利方面，日本依旧做得不错。

自1970年代之后，日本的收入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但是经过第二次分配调整后的基尼系数，却从2000年后就基本稳定，最近几年还有所下降。

首先是税收，日本采用累计税制，最高税率为45%；在日本只有4%的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但也就是这4%的富裕阶层，他们缴纳的所得税，占了日本所得税的一半。

其次，日本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投入，也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假设一位从出生开始，直到84岁去世（日本人平均寿命）都一直生活在日本，且保险交齐的女性，光是医疗、育儿、住房和养老这4项，她就能从日本政府手里拿到3558万日元（约207万人民币）。

在日本贷款买房时可以拿到一笔“购房补助金”，在日本生一个孩子可以拿到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甚至可以说，日本生孩子越多，补助就越多。

日本的社保包含三部分，有雇佣劳灾保险和健康保险（非公共养老保险）和年金保险。

甚至还有高额疗养制度，如果一个人一个月的医药费个人负担部分超过了8万日元（约4800人民币），那么超出的部分全部由政府承担。

从北欧到东亚，花在社会福利上的巨大财政支出都成为了共同富裕的一道保险。

日本经验总结起来也是两条：

第一，共同富裕，前提是“富裕”，注重公平的时候也要把蛋糕继续做大；

第二，提高社会保障不可能直接解决贫富差距，但能很好地稳定社会公平程度。

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方法，还是要提高“二次分配”的水平——完善税收、福利制度。

国家要实现共同富裕，必然不会是通过调节一次分配。

一次分配指的是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即通过劳动创造的收入，靠市场机制决定。

市场机制就是多劳多得，且劳动生产率高的，报酬更高，这是不会变的。在一国内，一些行业比另一些行业效率更高，创造的价值更多，收入自然就更高。在国际间，先发国家比后发国家的总体生产率更高，收入自然也更高。

如果强行将各行业、各职位的收入拉平，只会降低经济活力、扼杀社会的创造力和市场效率。这是不可持续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第三次分配”所代表的慈善事业，并非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它顶多算是一种补充。

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经典自由主义：如果经济活动不受干预，那么“经济人”不仅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会促进公共利益。

当代西方国家的玩法，可以说是亚当·斯密精神的延续：企业的第一要义还是逐利，政府通过向企业征税、向个人征税，为社会返还福利，维持整体的幸福感。

西方企业也回馈社会：一方面是靠给员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保障，另一方面还是靠纳税。在近几年欧美多国对“全民基本收入”（UBI）的讨论中，政府盯上的，还是科技企业未交的税。

即使是美国的那些“圣母心”很强的企业，直接捐赠的钱也没那么多。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全社会的慈善捐赠总量为4277.1亿美元；企业直接捐赠只占其中的5%。捐赠的大头（68%）来自个人。

图片来源：《捐赠美国2019：慈善年度报告》（Giving USA 2019）

如今，许多中国企业开始学习西方搞“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也是企业真正成熟的标志。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仅是雷军、张一鸣、黄峥、陈东升等7位知名企业家向慈善事业捐赠的金额，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0亿美元，比2020年全年全国的捐赠总额还要高出20%。

今年注定是富豪捐赠大年。

但企业捐钱也有个限度，尤其是规模没那么大的私人企业，本来就压力很大、生存困难。

中国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国企规模非常庞大、营收惊人。我们认为，作为“人民的企业”的广大国企，或能成为中国在“第三次分配”上超越西方国家的秘密武器。

希望国企们能为国为民挺身而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助力共同富裕早日到来。

文章来源：海外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