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成为增长的关键词。HBRC新增长学院独家对话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始于中美对比，国际视角，为在全球产业转型变局中寻找新增长的中国企业，带来了解决思路。

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在过去全球一体化的局面下，这种一发动全身的“蝴蝶效应”杀伤力极大。

然而，疫情之后，一切变了。

“世界很难再回到全球一体化和美国利益主导下的分工局面。未来的世界格局或因诸多影响将分成两到三个经济生态圈，或曰产业链，这是中国产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是，产业链和生态圈不能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标准，我们期待的中美欧三个产业生态圈之间的交流可能是良性的，我们必须为此做一些准备。”

近日，何志毅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HBRC新增长学院专访时分享了上述观点。作为产业经济及产业竞争战略、中国管理案例和商业案例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何志毅曾基于国际通用分类类目下一级到四级产业的13类、86组、6318个数据，对中美产业进行了清晰对比，形成一张大图谱，同时也让读者对中国工业、金融、房地产、日常消费等11个产业有了一个清晰的群像概念。

《哈佛商业评论》一直坚持透过“长期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商业世界，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找到新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点。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成为增长的关键词。中国企业如何理解全球产业的新环境？在加速结构转型、加速数字化、致力于碳中和的国际国内复杂环境中，如何找寻到增长的新路径？

HBRC新增长学院：企业转型适逢百年变局的新时代，可以用哪些关键词概括这一时代背景？

何志毅：新秩序、新生态圈、新技术。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描写了世界经济千年的发展史。中国曾经从GDP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18世纪到19世纪初），在近200年内跌入到低谷，而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后，又重新回到一个新的历史高点。若理性地去看“排名”，无论从民族进步的角度，还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一个国家未必要始终争第一。如果同时有几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经济质量，包括全球视野、人文情怀等都保持着“主要的一致”，那么，人类社会会更和谐。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整体实力恢复到历史高点的时刻，但同时也面临着全世界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世界已经回不到原来那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时代了。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其实，一个国家当“世界警察”来引领世界，建立世界的规则和秩序，不如由两三个国家来维系秩序，这是一个多元、多极的新秩序时代。

更进一步看，全球疫情后，过去那种在一个经济圈内“一只蝴蝶”就能引发全球海啸的时代过去了，世界可能会分割成2-3个经济生态圈，这一新格局对全球安全、全球和谐都有好处。但不同经济圈之间相互竞争又和谐发展的理想格局，需要全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以及重要决策层，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维持并推动。

最后，当前还处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化、人工智能的外在环境。新秩序、新生态圈、新技术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将进一步影响着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调整。

HBRC新增长学院：您会从哪些维度入手分析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庞大的课题？

何志毅：中国有句俗话说，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但是没有旧地图就不可做比较。而且，新大陆最终也要被绘入地图。

以我最新出版的《中国产业结构》一书为例，它是基于中美上市公司的产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政策的分类，看似是一张“旧地图”，但只有用这个分类的过程和结论，才能比较世界各国数据。

首先，从数据角度看，美国的确是全球标杆。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在研究经济数据时我们也发现，不管是质量、还是总量指标，包括一些相对指标等，中国上市企业其实已经超越美国以外的国家。测算发现，中国企业与日本、德国、法国企业在平均收入和平均利润上差距不大。但是中国企业的质量与美国的差距很大，比如，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平均收入是美国的83%，平均利润是美国的56%。从一系列数据证明和指标看，美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遥遥领先于中国。这是我选择中美对比的很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美国是市场导向。中国市场实际上是“两只手”在调控，引用林毅夫的话说就是“有为政府跟有效市场，共同调控国家经济”。通过中美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调控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和产业质量，跟“两只手”调控的产业结构有何差别，会关联怎样的结论？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示。

第三，在中美博弈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知己知彼，我们需要把握在这种前提下，如何看待两国之间的合理竞争。两者并不是基于两个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应该是基于两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良性竞争。

从以上维度看，选择中美对比的视角，并且进行深入研究和长期跟踪，会对中国产业发展和企业发展转型有很多实用性的启发，所谓的“旧地图”依然有参考价值。

HBRC新增长学院：回归到国内市场，应如何理解中国产业经济的未来？尤其在碳中和与绿色增长、数字经济等语境下，中国产业结构如何调整？

何志毅：产业融合，产业发展确实是当今重要的主题，而且产业结构会变化、会交叉，会往前走，正如前文所说，研究中国产业经济的未来，沿着“旧地图”，参照一些合理的老规则还是必须的，不然就没有一个比较基础。但在研究和对比的基础之上，再考虑未来的产业融合，产业发展，再去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就要用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视角，不能再沿用旧地图。

而且，产业的概念并不只包括市场；细分产业也不仅仅是细分市场，同时要参考需求导向。比如，随着数字革命的发展，人工智能领域有人工智能产业，但该领域还应该包括对所有产业的赋能，挖掘更多市场需求，而不仅只是对简单的产业划分。

此外，关注人类自身发展，关注对环境、生态的保护，以及与此相关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催生了更多新产业，这也是中国产业经济未来需要关注的要点。未来，中国的产业经济会继续赶超，在新的产业里，在新的产业发展技术领域，更有可能引领全球产业发展趋势。

HBRC新增长学院：2021年会出现哪些显著的增长趋势？于企业而言，需要抓住哪些增长机会？

何志毅：2021年，首先还是要抓住中国内需在当前这种不稳定的疫情时代所衍生出来的新消费、新需求。其次，我们要为未来的世界格局变化做好准备，因为原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很难再回来了，我们要做好市场应对。最后，在2021年，企业要开始科学地创新。

曾经的老牌企业摩托罗拉、诺基亚、柯达胶卷等因为固步自封，最后走向了自取灭亡。中国企业的品牌发展历史还没那么长，但如果向着百年老店的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路，一定要吸取这些前车之鉴。就创新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靠着勤奋、创新、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还是很多的。但整体看，目前中国企业还处于一个模仿式创新的阶段。接下来，企业需要真正去创造一些原创的、真正科学的、科技的创新。其实在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里，有不少已经是前沿的科研成果，建议企业家们要关注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大学的科研成果、成功的产业化发展及科研实践，对企业、产业的转型有益。

HBRC新增长学院：您受邀担任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身份，致力于研究探索什么样的课题，会否持续关注和研究中国企业的长期增长问题？

何志毅：清华大学产业研究院成立较早，在全球产业研究领域比较有远见。今后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全球产业研究的高地，让更多的全球精英一起参与到这个主题的讨论和研究中；也会着手产业政策、国家宏观问题的研究，持续发挥中国产业政策智库的角色作用。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会长期关注企业增长，尤其是国内外领军企业的增长，通过对比分析研究，为中国企业的增长实践提供更多科学的参考路径。

文章来源：HBRC新增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