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到北京，从上海到成都，一座座基金小镇拔地而起。它们或依山傍水，风景秀美；或地段黄金，配套方便，再加之政策优惠，城市优势，对基金落户的吸引力很强。

深圳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时间上，我国基金小镇的元年是2015年。

当年，国家领导人调研浙江特色小镇，之后关于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法规密集出台，其中基金小镇是发展最迅猛的。

2017年2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正式发布通知，提出将开展专项活动，支持服务各地基金小镇发展。

于是过去的一年，基金小镇迎来了爆发，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全国已公开有61个基金小镇建设项目，广泛覆盖我国20个省级行政区。

但如此大规模的基金小镇兴起，它们的模板是什么？现在的管理模式又是什么样的？能否真正服务好市场上的基金尤其是母基金？

小镇背后的差异化运营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几乎所有国内小镇都在对标格林尼治。

据说，第一个把对冲基金放到这个古老小镇的人是巴顿·比格斯，他最初选择格林尼治，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如出世般逃避喧嚣、又能随时入世厮杀的世外桃源。距离纽约近1小时车程、风景如明信片一般美的格林尼治，成为了他理想的后花园，而随着他的脚步，一群六位数年薪起步的富豪们纷至沓来。

格林尼治小镇

在“911”之后，出于安全的考虑，更多纽约曼哈顿的金融高端人士到格林尼治定居，对冲基金开始在格林尼治周边不断涌现，大量金融机构的总部基地也迁移过来，最多时数量达到4000家。当地政府也顺势而为，通过税收政策、环保、市政为大批经纪人、对冲基金配套人员提供便利，小镇的集聚效应快速形成，逐渐聚集成了“对冲基金圈”，格林尼治成为了全球著名的对冲基金之都，每天来朝圣和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那么格林尼治能给中国的基金小镇什么启示呢？

首先，区域优势明显，交通便利。

从地理位置看，格林尼治基金小镇纽约的“一小时经济圈”内，距离曼哈顿只有48公里，驾车行驶不到1小时，坐火车不到50分钟；距离斯坦福市也只有15分钟。小镇周边有2条高速路，2小时车程内拥有5个机场、4个火车站。

其次，距海底光缆近，超高网速保障。

对冲基金交易对网速的要求极高，决定着高频交易的胜败，格林尼治小镇距离海底光缆很近，这为高网速提供了设备技术保障。

第三、税收优惠，监管宽松。

税收方面，康涅狄格州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远低于纽约。纽约个人所得税税率是8.9%，而康涅狄格州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6.7%。而对于房产税，康涅狄格州的税收是全美国最低的。

监管方面，小镇大力鼓励对冲基金业的发展，与严格执行对冲基金监管政策的纽约相比，小镇的监管环境显然更宽松。

格林尼治小镇

最后，自然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

小镇是置业、上学、度假的好地方，入驻机构人员在这里可以享受城市之外优美的环境，并且教育、文化和体育等配套设施齐全。教育资源方面，小镇有11个小学、3个中学、1个高中、6个私立学校。文化和体育设施方面，小镇有20个公园、14个私人俱乐部，以及包括交响乐团、合唱团、博物馆、艺术馆等在内的众多文化设施。

这些优势集聚的结果，就是格林尼治小镇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小镇，人均收入在500万美元以上。

对，你没看错，人均收入500万美元。

尽快基金小镇模式起源于海外，但目前的国内基金小镇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参考国外小镇自发形成的模式，更多地是以政府为主体组建。

以主要发起方和运营主体划分，我国基金小镇运营模式目前可以分三类：政府主导型、政企联合型和企业主导型。据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基金小镇建设模式中政府主导型占比在56%左右，政企联合型总体占比在33%，企业主导型占比在11%左右，从各类型占比份额不难发现，我国基金小镇现阶段主要还是以政府主导为主，体现了政府在资源配置和资源整合方面的巨大优势。

在政府主导型的运营体系中，基金小镇以各地方政府为发起人和主要运营主体，天然决定了其初衷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反哺实体经济为主。

该模式下，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负责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及后期运营管理，要成立专门的金融领导工作小组、基金小镇管理委员会、小镇开发建设公司等，统筹基金小镇规划、招商引资、运营管理等工作。

以某基金小镇为例，作为该省首批特色小镇之一，小镇专门成立了区私募（对冲）基金小镇领导小组，并成立基金小镇管理委员会，为入驻机构提供硬件环境、服务配套，如引进专业金融数据资讯提供商、财经资讯服务提供商等；管委会再下设两家国有独资公司，分别负责基金小镇规划、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统筹小镇建设日常招商引资等工作；设立创投社区服务中心、基金管理人之家等交流对接平台，提供资本对接、项目路演、联合调研、人才培训等多类型活动形式，在募、投、管、退产业链全方位构建平台服务。一系列的规划设计，使该小镇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迅速脱颖而出。

而在政企联合型模式中，政府和企业或资本方签署基金小镇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基金小镇。该种模式，政府在小镇建设上主要扮演“引导员”和“服务员”的角色，工作内容包括小镇建设的政策制定、规划编制、项目监管、配套基建的完善、统计数据的上报、资源与服务的保障、文化内涵的挖掘传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在运营管理方面，则由区政府与资本方共同设立的建设开发公司作为小镇的开发、运营主体。

第三种类型就是企业主导型，由于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所以企业主导的基金小镇，多采用企业联合开发的形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同时接受政府监督，争取相关政策支持。整体看，目前企业主导型建设基金小镇的案例并不多。

因此基金小镇建设模式中，不外乎两类建设主体，分别为政府和企业，且以政府主导型和政企联合型占据绝对优势。

尽管基金小镇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地区政府也高度重视，但在实际运营上，仍存在一些困惑和问题。

首先，国内基金小镇的同质化问题严重。由于基金小镇模式起源于国外，所以我国基金小镇在建设、招标过程中，难免会以国外基金小镇为标杆，导致在规划时，缺乏清晰定位，容易在布局上趋同，造成产业布局不合理，同质化现象严重。并且，各地市的招商引资政策无外乎税收政策优惠、人才引进、办公场所补贴等，整体差异并不明显，也存在同质化问题。

其次，创投基金、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机构需求并不相同，目前很多基金小镇的服务专业性还是不够，不能够做到对不同类型的基金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

同时，基金小镇在重点引进各私募基金等核心业态的同时，缺乏对其业务密切相关的私募中介服务机构，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财富管理机构、公募基金，以及其他辅助性产业和配套支持部门，没有形成多层次的基金产业链及生态系统。

此外，国内基金小镇的建设还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受地方政策影响较大。现阶段基金小镇都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比较依赖于地方政策支持。

最后，基金小镇是新经济形式，尚未完全成熟，基金小镇内部配备的专门金融监管团队也比较缺乏，很多时候没有形成完备的防控机制，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偏弱。

那么未来基金小镇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与宜信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发，该基金小镇是全国首个正式投入运营的自贸试验区基金小镇，也是成都金融创新实践的一大亮点。截至2017年末，小镇已入驻基金相关机构179家，管理社会资金总规模已经超过1200亿元。

通过与宜信这样的头部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有效地填补了小镇在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方面的服务，同时宜信多年来与铁狮门、摩根士丹利、KKR、黑石等顶级机构合作的国际化能力，以及13年来积累的丰富风控经验，都有利于解决前述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母基金作为服务国家创新产业的良好工具，可以非常好地与地方政府扶持当地新旧动能转换契合，通过引入宜信这样的头部母基金机构，把长期资本引入到头部基金中，再由这些基金投到真正具备科创价值的企业，未来通过科创板等国家创新渠道引导上市，从而完成扶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整个链条，从这个角度来说，基金小镇是母基金的温床、良港与孵化箱。

从这种合作我们发现，基金小镇的模式并非要一成不变，正如格林尼治小镇的诞生也是当时对冲基金的兴起所偶发一样，真正具有品牌差异化运营能力、适应市场变化的基金小镇，才有可能在万马奔腾中一跃而出。

经过三年的发展建设，我国基金小镇已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的展开，但整体仍处于模式的探索期。国外各类小镇大多经过了几十年时间形成，而我国的小镇还处于幼儿期，相信随着更多的母基金等优秀产品的引入，未来基金小镇将会在新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